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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法学院:浮沉与枯荣
2018-10-09 22:32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文丽娟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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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校牌即将挂起。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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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1月24日,北京政法学院正式成立。图为嘉宾签到簿。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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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教师合影(约摄于1963年)。其中有钱端升(前排左三)、严景耀(前排右二)、廉希圣(后排右三)等法大名师。 艾群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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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炳坤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文丽娟

苏炳坤笑称自己是“一生法大人”。

在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的一间教室里,85岁的苏炳坤言语已经有些迟缓,但谈起曾经的北京政法学院和如今的中国政法大学,他把原本后仰的身体微微前倾,眼睛专注地眯成一条缝,叙说了近3个小时。

这一切皆因他20岁开始就与北京政法学院结缘,一直到他85岁。65年的时间,刚好是中国政法大学的66岁。

1953年,20岁的苏炳坤考入了北京政法学院,彼时北京政法学院刚刚成立一年。当时这个坐落在北京沙滩的新高等学府,还是一片百废待兴的模样,但对年轻的苏炳坤来说,这里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大学,非大楼也,乃大师也”。

苏炳坤与一所政法大学的成长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荣耀中诞生

 

北京政法学院一出生便不同凡响,因为在当时,它组建了一支耀眼的教师队伍。

1952年,国家对高等教育进行了院系大调整。教育部根据中央“对政法财经各院系采取适当集中,大力整顿”的指示,按照“每大区如有条件具备时得单独设立一所政法院校”的原则,决定建立北京政法学院。由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法律系、政治系、社会系等,被剥离出各自的母体,在原北大法学院旧址沙滩红楼成立北京政法学院。

当年,从四校过来的人员,除了学生之外,还包括钱端升、费青、芮沐、楼邦彦、龚祥瑞、吴恩裕、潘汉典、严景耀、雷洁琼、曾炳均等学者、教授45人。

1952年11月13日,北京政法学院正式开始上课,学生包括一年制调干生、两年制专科生和本科生。这标志着北京政法学院办学的开始。但学院此时还没有自己的校舍,而是与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学院三校共用沙滩校区。

苏炳坤就属于两年制专科生中的一员。在他的记忆里,他们刚入学的时候,除了有一栋联合楼以外,其他基本都是平房,条件很艰苦,一位同学去参加联欢晚会时曾经掉进了没完工的暖气井里。“只听到‘啊’的一声,人就不见了,只看到暖气井周边乱糟糟的砖头和石灰。”回想起这一幕,苏炳坤“哈哈”笑了两声,随即用右手挠了挠腮帮子,“那时候条件虽然艰苦,但我们倒不是很困扰”。

之所以不受困扰,是因为彼时学校的老师给他们带来了充实的精神生活。在北京政法学院建校初期,从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校调来的教授中,有四位曾被合称为“北京政法学院四大教授”。这“四大教授”分别是北京大学教授吴恩裕、清华大学教授曾炳钧、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严景耀和辅仁大学教授戴克光。

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的廉希圣回忆,他1954年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国家法教研室后,与严景耀在一起工作。“那时候我们刚来,20多岁,不懂怎么教课、怎么做学问,严景耀、吴恩裕老教授就给我们讲做学问当从搜集资料、整理资料开始,然后怎么利用资料,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当老师不做无米之炊。他们都是这样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但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的一些独特做法。”廉希圣说。

“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学进去,同学之间相互比赛,谁将哪一个老师的授课内容消化得最好。”苏炳坤记得,那时候,上课铃还没响,教室里就坐满学生了,而且“个个端坐着”。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黄进称,北京政法学院创立初期的钱端升、雷洁琼、严景耀、费青等老一辈创业者,和中国政法大学创立后的开拓者刘复之、江平、陈光中、张晋藩等前辈,就是中国政法大学发展史上的一座座里程碑。

这个时代的北京政法学院,被称为中国政法大学校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北京政法学院落幕

 

1954年,北京政法学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的新校舍全部竣工,学校终于有了校园。当时,周围还是大片的庄稼、荒地和坟丘,难以想象今日的繁华。

此时,搬进新校园的苏炳坤已经毕业并留校在团委工作。

当时正值国家重视科学,号召向科学进军。1956年5月27日,北京政法学院的那次“科学讨论会”让苏炳坤印象深刻。“这个时候的年轻人都抱有很高的理想,纷纷报考大学,到各地支援国家的建设。”苏炳坤说。

也就是这一年,苏炳坤迎来了一位新的同事,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国的江平。1956年8月,时年26岁的江平前往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报到,以助教身份开始了他“一生一世法大人”的生涯。

据江平介绍,当时作为留苏人才的他们,是被作为“母机”培养的,他们归来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更多符合国家需要的政法人才。

但等待江平和苏炳坤这些年轻教师们的,却是当头一击的各种政治运动,准备在政法领域大展拳脚的江平成了右派,苏炳坤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到了影响

这一点曾让当时的苏炳坤和江平很不理解。回忆起文革刚开始时,在半工半读试点处曾被自己的学生扔砖头,苏炳坤的脸突然抽搐了一下,额上的皱纹拧成了粗绳,声音沉了下去,85岁的老人眼中噙满泪水。

但历史就这样从这些年轻人的身上碾了过去,一同被碾过的还有他们的学校。

1968年,随着运动的深入,高等教育部被撤销,北京政法学院也由北京市代管。

“砸烂公检法”的口号声中,北京政法学院于1970年年底被宣布撤销。此时,学院的大部分学生都已毕业分配离校。

1971年年初,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师和干部搬迁到安徽省濉溪县五铺农场办“五·七干校”。被撤销了的北京政法学院,除经费暂由北京市拨付外,行政隶属关系也转到了安徽。

1971年春,在大地尚未解冻的二月里,苏炳坤和他在北京政法学院的同事们带着自己的日常用品,拖家带口来到了安徽。从此,他们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后来,有些人不得不改行,从事新的职业;也有一部分老师通过自谋职业,找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离开了安徽。

如此,北京政法学院不仅在行政建制上不复存在,在人才上也流失殆尽。这为后来北京政法学院的复办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此时,文革尚未结束,那些“政法人”,以及他们的学校仍在磨难中等待。北京政法学院至此告一段落。

 

开启新的法学之门

 

1978年,中国历史的玄关扭转,法学之门重新打开。

“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大量的立法需要学术支持,国家需要有研究和实施法律的人才。要满足这一需要,急需相对稳定的职业法律人才队伍,所以也带来了法学学生人数的扩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舒国滢说。

这一年8月7日,江平搭乘一辆拉煤的顺路车,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市延庆县回到市区。就在他回来的两天前,8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国务院批准恢复北京、西北政法学院的通知》。根据国务院的批示,北京政法学院恢复后仍使用原校舍,学制为四年,在校学生规模为1600人,并实行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双重领导。

此时,江平也收到了校方的邀请。学校派人来找他,动员他回去工作。江平思考再三,决定重回北京政法学院,因为“从哪里倒下去,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为了加快复办工作,北京政法学院筹备领导小组成立。彼时,亟待解决的有3个问题:如何调回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原北京政法学院的教师和干部;如何收回在北京政法学院撤销后被其他单位占用的校舍;如何收回上交到首都图书馆的图书资料。

苏炳坤介绍,当时,北京市委提出:“凡是在京工作的同志,只要愿意回到学校的都可以回去。”“要不然就回不来了。”苏炳坤回忆,“离开北京到安徽的时候,没有地方领取粮票,索性就把户口和党组织关系都转到安徽了。”

在安徽停留了近9年时间,直到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面向全国招生,苏炳坤才再次重回北京,回到北京政法学院。苏炳坤记得,重回学校的那一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空泛起鱼白,才眯了一会儿。

那年夏天,苏炳坤和同事们一起,组织了北京政法学院复校后的首次招生:本科生403人,研究生35人。但由于新生入学时的住房问题无法解决,推迟近50天才入学。10月20日,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新生进入学校学习。

79级的学生在多年后还能回想起他们当初入校园时的场景:10月24日,北京政法学院举行了复办后的第一场开学典礼,由于学校礼堂在停办期间被北京市歌舞团占用,学校只能租用邻单位的礼堂举行典礼。礼堂座位不够,79级的新生就拎着学校发的绿色小马扎,排着队到校外礼堂参加了属于他们的开学典礼。

伴随着这一年新法学的诞生,复办后的北京政法学院在课程体系上更加科学、合理,法律专业课也更丰富和完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杜新丽回忆,当时学校开设了马列主义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法学理论、宪法、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刑事侦查与法医学、婚姻法、国际公法、公共外语和法律英语等课程,甚至在三四年级时,还开设了外国刑法、外国民法、日本民法等课程供学生们选修。“课程的设置已经摆脱了文革只讲政治的遗风,体系完整而科学,这使我们第一届学生得到了很好的法学系统化教育,为今后的事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过,在恢复招生后的几年间,北京政法学院的办学条件依然很艰苦。

苏炳坤称,那时候,教室里没有桌椅,就发给每个学生一个小马扎,拎着去上课,双腿就是桌子;没有地方开全校大会,就站在楼道里听广播;整栋教学楼里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窗户都是用三合板钉起来的;由于澡堂和礼堂被占用,学生们不得不远赴西直门去洗澡,到新影礼堂、冶金礼堂看电影。

那时,也没有正式的教材,而是由负责授课的老师自己编写,再由学校印刷厂铅印出来。“常常出现课程都上完了,老师的教材还没有编出来的情况。”苏炳坤说。

虽然条件艰苦,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高涨。以杜新丽为代表的79级学生,每天清晨都去小月河边、校园的各个角落晨读,背单词、学英语。此外,据杜新丽回忆,彼时环境“一点儿没有影响师生对孟德斯鸠、卢梭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79级英才多,也因此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办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他们在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投身到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校史上,79级也有着特殊的意义,79级的438名学生,既是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的第一批学生,也是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后的首届毕业生。

 

中国政法大学新时代

 

1980年,彭真提议筹办中国政法大学,这得到了胡乔木的关心和支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开始加速发展,立法工作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先后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刑法、刑事诉讼法等一大批法律文件。法治建设的快速推进,带动了法学教育的发展,加速发展法学专业教育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法学院校的当务之急,就是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推动法治建设进程。

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政法大学应运而生。

1982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要抓紧筹办中国政法大学,把它变成我国政法教育的中心。”当年下半年,中央下发82年5号文件,将筹备中的专门培养法律人才的大学正式定名为“中国政法大学”。

1982年2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政法大学的筹备工作计划。当年10月,由刘复之、邹瑜、张百发、陈卓、叶子龙、云光组成中国政法大学筹建领导小组。

1983年,在教育部、国家计委、北京市委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筹备工作初具规模。

苏炳坤当时也是筹备工作小组的一员。那时,他和几位同事一起,被派往北京市陶然亭公园,紧锣密鼓地闭门研究了数天,“常常早出晚归,有时还会讨论到凌晨两三点”。随后,经苏炳坤提议,筹备工作组又将办公地点搬至北京政法学院的小滇池附近,又讨论数日后,方才确定了办校方案,包括学校的选址等。

在当年年初刚刚被提拔进学校新领导班子的江平,当务之急,就是筹办中国政法大学。

但在很多北京政法学院的师生看来,成立中国政法大学并不是一个好消息。一方面,他们认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会使北京政法学院被吞并或撤掉,北京政法学院将不复存在;另一方面,按照最初的规划,中国政法大学远在郊区大兴,随后又调整至昌平,在当时的交通情况下,郊区一片凋敝,即使北京政法学院被中国政法大学吸纳,这对于很多师生来说,也并非一个好去处。

作为上任新领导岗位的江平来说,要做的工作很多:既要消除前任班子留下的矛盾,又要安抚好教职工的情绪,在多方微妙而紧张的关系中,寻求一种平衡。

这也是苏炳坤他们闭门研究多日的缘故。苏炳坤回忆说,当时学校内部对于成立中国政法大学的意见不一,冲突较严重,但经过多次研讨,最终确定了建校方案。

根据当时的建校方案,中国政法大学的总规模为7000人(学生),并实行“一校三院制”。

1983年5月7日,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大会在公安部礼堂举行。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在成立大会上发言指出,中国政法大学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法学教育有了自己的最高学府。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将中国政法大学建成我国的“政法教育中心、法学研究中心和法学图书资料信息中心”。

从此,中国政法大学走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于江平来说,他的头衔也从“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变成“中国政法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一年之后,江平成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江平也被称为“管得最多的副校长”。

但受制于狭小局促的校舍,学校教学和生活的需要无法满足,更无法推动落实将中国政法大学建成“三个中心”的目标。

1984年,中国政法大学选择在昌平县择址兴建新校区。在新校区建设之前,中国政法大学在昌平西环路西环里买了两栋楼200多套房子,动员年轻教师和干部到昌平居住。就这样,陆续有一部分教师和干部迁到昌平,每天坐校车往返于学院路和昌平之间。

当时,八达岭高速尚未建成,学校只有一辆老旧校车,居住在昌平的老师就挤在这辆只有30个座位的校车上,经过70分钟的颠簸抵达学校。为此,江平找到北京市的相关负责人,商讨和开通了345支线公交车。从此,“前方到站:中国政法大学”,成为每一个在昌平校区读过书的人的永久记忆。

1986年5月13日,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3周年时,邓小平为中国政法大学题写了校名。一个月之后,在昌平新校区工地上,中国政法大学新校区奠基典礼举行,这标志着中国政法大学实现了新的飞跃。

两年后,中国政法大学领导班子作出调整,江平任校长。法大毕业生张泽麦在《那时法大》的博文中说:“真正的校长永远骑着一辆自行车,盎然行进在校园里……”描述的就是江平在担任校长期间,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法大校园时的场景。

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伴随着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中国政法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各类优秀人才20余万人,参与了自建校以来中国几乎所有的立法活动,引领国家法学理论的变革和法律思想的更新。

如今,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楼里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课比天大”。黄进校长说,“课比天大”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理念和对教师职业操守的要求。

“课比天大”,从北京政法学院到中国政法大学,一批又一批法学大家、教授在躬身实践着这一理念,为中国法治事业建设培育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法治人才”。中国政法大学也在这一过程中,真正成长为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

责任编辑: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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