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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如何适应现实
2018-03-14 14:04 作者:思郁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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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中的知识分子”之美誉的托尼·朱特。资料图


思郁

“我16岁那年第一次读汉娜·阿伦特便是读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20071130日,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德国接受汉娜·阿伦特奖时,发表演讲致辞说,“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并不喜欢,我当时是个热血的社会主义者加犹太复国主义者,阿伦特在书中的结论让我非常不安。但是从那以后到现在的这么多年中,我认识到阿伦特最优秀的品质都在此书中得到展现:直面让人痛苦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法;不附和官方观点;不但在批评者中间也在她的朋友间激起论争;最重要的时候,她会挑战被人广泛接受的观念,让人们不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些观点。”

 

思考新事物,不能使用旧概念

 

这篇演讲稿收录在朱特的最后一本文集《事实改变之后》,编选者是朱特的遗孀珍妮弗·霍曼斯。迄今为止,朱特大部分的著作都被翻译成了中文出版,而用这本文集作为总结再合适不过了。

阅读这本文集有点像老朋友去世之后,我们整理他的遗物,不免睹物思人。这本文集中所有的文章都能引起念念不忘的回响,尤其是那篇《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他接受汉娜·阿伦特奖时候的演讲稿。我们虽然熟知阿伦特的重要思想,尤其是她的极权主义的论述和关于“平庸的恶”的概括,但是阿伦特最重要的遗产,不仅仅是那些在我们生活中依然能激发出论战性的概念,还有那些她对待思想和观念的态度。阿伦特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思考新事物,我们不能使用旧概念。

比如“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并非源自阿伦特的发明,但是这个概念只有在经过阿伦特的整理和论述之后,才变成了形容极端的恶的一种全新概念。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概念探索以后的世界,所以为了形容那些新时代的经验,除了要将旧概念赋予新的内容和含义之外,还要使用新的概念来形容那些未被命名的经验,比如“平庸的恶”这一用语就旨在揭示一种新型罪犯和一种新型罪恶。

换句话说,新与旧之间从来没有截然分明过,未来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天也会成为过去,变化就衍生在这种新旧交替之间,我们的经验也不可能完全是新的,我的经验也不可能都是旧的。据说,《事实改变之后》这个文集名源自凯恩斯的一句话:“当事实改变之后,我的想法也随之改变。您呢?”所谓事实即经验,当经验发生变化了,我们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这本来是最为普通的常识,但对一个人的观念来说,就大不相同。我们都是从生活中吸收各种经验,然后把这种经验浓缩成固有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变成自己系统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的世界观在形成之后,很少能够改变。

马克思有言,哲学家解释世界,但问题是改变世界。马克思还有句名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用自己形成的观念来解释不变的世界,但问题是,世界永远处在变化之中,人的经验都在变,而人的世界观却很少有所变化,那些早早形成的观念并不会随着经验的改变而更新换代。人的世界观一旦形成,就习惯用自己固有的世界观来抗拒外界的变化。这大概是人的本性,是保守主义的心态作祟。所以,在这本文集中,朱特追问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事实改变之后,当经验改变之后,你如何更新自己的观念?

 

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

 

朱特是我非常喜欢的历史学家,他1948年出生于战后伦敦,毕业于剑桥国王学院,留学于巴黎高师,任教于英美两国的多所大学,以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专著《未竟的往昔》和《战后欧洲史》成名,可惜的是,2008年,他查出身患一种严重的神经退化型疾病,最终在2010年去世。与大多数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朱特从来没有被自己的专业限制住兴趣。比如,在剑桥大学的时候,他写博士论文《重建社会党:1921-1926》的时候就说,他的目的是写一本完全基于一手文献的著作:“我打定主意不想写另一本传统的英美风格的历史专著,这种风格的著作穷尽所有的阐释,然后试探性地补充一些细微的修正。相反,我想看看,我自己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果。”

再举一个例子,在牛津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受邀去电台讲一下捷克的历史,结果他发现自己竟然对这个国家的真实历史一无所知。受到刺激后,他特意去学习捷克语,并且多次出入东欧的一些国家。他从一个研究法国知识分子的专家,变成了研究东欧历史的专家。

在他看来,倘若不是迷上了捷克语,他不会在布拉格亲眼目睹哈维尔荣登总统之席,也不会坐在布达佩斯的宾馆,聆听经济学家雅努什·济什讲述他重振匈牙利经济的计划,更把他亲耳目睹到的欧洲史写成了《战后欧洲史》。这本集之大成的历史著作,首次把东欧国家的历史纳入到欧洲史的全景中,弥补了众多历史学因为有意的文化隔膜造成的历史缺失。

凭心而论,收录在《事实改变之后》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按照编选者霍曼斯的说法,这是一本文集,但也不仅仅是一本文集,它是一本让朱特不断探讨问题的集合,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以色列和中东,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国际关系,无论是记忆与遗忘,还是历史,所有的问题中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头脑清晰,相信事实、事件、数据的现实主义者,也是一个追求过上一种良善生活,不只为自己也为社会而生活的理想主义者”。

 

思想的成型有迹可循

 

如果你熟悉朱特的文章风格,就会在这本文集中发现很多熟悉的面孔,比如开篇的《每况愈下》是给霍布斯鲍姆的《极端年代》写的书评;《冷战为何奏效》是给冷战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我们现在所知的:重新思考“冷战”史》写的书评;关于阿伦特的《在战后欧洲谈“邪恶问题”》同样如此,朱特还写过《汉娜·阿伦特与“恶”》。

在这本文集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基本都能在朱特的其他著作中,一一找到对应的内容。他关于欧共体的评论,让人想起他的著作《论欧洲》,他关于民主主义的系列文章让人想起他的《沉疴遍地》;他关于加缪的评论让人想起他的另一本著作《责任的重负》,他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文章让我们想到他去世前写的那本小书《记忆小屋》。所有的文章都有迹可循,所有的文章都能找到思考的起点。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朱特的这本文集,它提供给我们一个理解他思想成型的支点,从这个支点出发,我们摸索出他思想成型的痕迹。我们逐渐了解,在这种思想的蜕变过程中,外界的事实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才催生了这种思想和新的观念的形成。

以《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为例。朱特生于战后的伦敦,他本身就是普通的家庭,之所以能够进入剑桥国王学院,成为知识分子精英,得益于英国战后的福利制度。但是这种福利制度也只惠济到了他们那一代人,随后的政党上台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这种福利就再也不会偏向于中下层阶级。

但是在《社会民主主义的生与死》中,他强调说,如果想要社会民主主义能够有未来,那么它得是“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不要忘记过去和历史,二十世纪虽然过去,但是留下的历史遗产并非无用。那种认为经济会无限增长的错觉已经成为过去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会在经济上没有安全感,在文化上面临不确定,新的共识很难形成,我们缺乏集体认同的目标,我们的环境越来越糟,恐怖主义和局部战争仍然存在,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后代会继承一个怎样的世界。

所以,我们无法再继续欺骗自己生活在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可以期望最好的结果就是在不理想的情况下做不完美的改进和妥协,总而言之,“带着畏惧之心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不完美,它无法代表我们理想的世界,但是在现在所有的选择之中,它比那些糟糕的选择更好一些。如果某一天,有更好的选择出现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根据这种事实,改变自己的想法,更新自己的观念。

所以,当事实改变之后,我们的想法都会改变。关键是你想改变吗?

责任编辑:马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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