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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童案反思
2017-11-14 21:33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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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3日,云南昆明闫女士看到孩子身上有五六处疑似针眼的伤痕,怀疑自己三岁半的孩子在幼儿园被针扎伤,去幼儿园讨说法。        资料图 

刑法修正案()的通过,终于将虐童行为纳入虐待罪的惩治范围

修改后的“虐待罪”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是“情节恶劣”的定罪量刑标准很难量化

虽然幼儿教师等群体被纳入犯罪主体,但是幼儿往往难以向外界表达自己遭受被老师虐待的事实

 

法治周末记者 薛洪涛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海“携程亲子园事件”引发社会关注的同时,又有报道称,广西发生两起虐童事件,一起为幼师体罚孩子;另一起为幼师持棍殴打孩子,园长还威胁家长:敢曝光会被弄死。

“携程亲子园事件”网传视频中,保育员拍打、推搡孩子,并强迫孩子吞食疑似芥末的物体,引发舆论狂潮。目前,涉事人员已被园方开除或停职处理,现3名涉事工作人员因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已于第一时间指派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该案,引导公安调查取证,依法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儿童保护专门法律的缺憾

 

法治周末记者梳理了近两年来被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判决的有关虐童案件,发现实际上,涉及虐待儿童的判决多数是性侵。在法治周末记者梳理的17起虐童的判决或公诉中,有12起涉及猥亵儿童、性侵儿童,这其中有3起发生在学校内;有4起是幼儿教师虐待儿童的案件;还有1起发生在家中,是生母与情夫虐待儿童的案件。

不难看出,性侵儿童仍是主要的虐童形式。而据最高人民法院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称,2013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共审结猥亵儿童犯罪案件10782件。而实际上,还有大量被曝光的虐童案并没有被提起公诉。

面对层出不穷的虐童案件,有人将之归因于现实中缺少法律。但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中,无论是根本大法宪法,还是民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有针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规定,国家还制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母婴保健法等。虽然法律门类齐全,可侵害儿童权益的现象仍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还非常严重。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项焱认为,这并不奇怪。她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国宪法、教育法和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都比较笼统,具体到构成犯罪的行为,仍然由刑法来调整,这也是由前面几部法律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现实表明,徒法不足以自行。良好的法律规定还需要认真执行,需要有相应的机构去具体落实。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蔡斐也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儿童保护的专门法律规定的过于原则,缺乏操作性。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规定,禁止虐待未成年人,但是,如何定罪量刑却没有明确的操作性规范。

蔡斐认为,虐童案件频发不是某一方面的问题,各个环节都存在,首先,就家长、教师等负有监护职责的群体来说,他们中有些人的法律意识淡薄,心存侥幸,有人甚至对虐童问题不以为然。

其次,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实施场所一般较为封闭,外界难以发现,儿童难以陈述,加上主管部门监管力度不够,虐待行为往往很难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而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传统文化影响,除了媒体曝光,在现实中很少见到基层组织主动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报告儿童虐待的案例,难以达到群防群治的效果,法律规定的报告制度也处于“权利搁置”状态。

此外,虐童行为入罪要求“情节恶劣”与实践中“虐待”语义重复,但是情节恶劣本身内涵模糊,不具有确定性,实践中发生的虐童案件,除非被媒体报道出来,不然很难进入到司法程序。

最后,没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主体虐待儿童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根据刑法的规定,对儿童有监护或看护职责的人虐待儿童才构成犯罪。相反,对于一般社会主体对儿童没有看护监护职责的人有虐待儿童的行为,同时没有造成轻伤后果的依旧不能定罪处罚。这是立法的漏洞。

 

之前常用寻衅滋事罪惩治虐童

 

5年前,一张幼儿园老师双手拎男童双耳、致其双脚离地的照片曾流传于网络,相信不少人记忆犹新。那起事件发生在20121024日,当时,浙江温岭一家民办幼儿园老师颜艳红双手拎男童双耳、致其双脚离地。

照片在网上曝光后,引发轩然大波。颜艳红因涉嫌寻衅滋事犯罪被刑事拘留,而拍照的同事被处以行政拘留7日处罚。经警方深入侦查,认为涉案当事人颜艳红不构成犯罪,依法撤销刑事案件,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羁押期限折抵行政拘留。

实际上,一直到2015111日刑法修正案()生效前,对于严重的虐童行为一般都以寻衅滋事罪惩治。而大量的虐童案件几乎都依据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理,处罚方式主要有3种:行政拘留,一般为10日以内,较重的不超过15日;吊销教师资格证;罚款。此外,还有更多被曝光的虐童案不了了之。

据报道,20156月期间,嫌疑人周某某(女,20)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某幼儿园小二班内,随意体罚幼儿,用锥子等锐器物扎刺李某某、张某某等7名幼儿。嫌疑人陈某某(女,18)、张某某(女,39)分别针扎小三班一至二名幼儿。

该案经媒体披露并持续报道后,引发社会密切关注,被北京市检察院列为督办案件。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后,周某某最终被法院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该案为刑法修正案()出台前,北京市首例以寻衅滋事罪定罪的幼儿教师针扎幼儿案。

用寻衅滋事罪处理虐童案件曾引发大量争议,不少法学专家认为,按照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结合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的具体规定,将虐童案定性为寻衅滋事确有牵强。现行刑法上的“寻衅滋事罪”脱胎于1979年刑法中的“流氓罪”,原本针对的是社会上的“小混混”,即没事找事的人。

虽然“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是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规定的四种情形之一,但刑法第293条同时规定该情形行为构成犯罪还必须“破坏社会秩序”。换言之,单纯侵犯被害人人身权利的随意殴打、情节恶劣行为并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只有“破坏社会秩序”的随意殴打、情节恶劣行为才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虐待罪修改明确指向虐童行为

 

20158月,刑法修正案()的通过,终于将虐童行为纳入虐待罪的惩治范围。而在此前,虽然刑法规定了虐待罪,但惩罚的对象是对于“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情形。这一法律规定的犯罪主体局限在家庭成员,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承担监护责任的家长,虐待行为只要不带来重伤、死亡等后果,都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类型,而儿童又往往难以提起诉讼,这就导致很多案件无法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

据报道,“虐待罪”修改的背景也就是近年来频发的幼儿园老师虐待儿童的事件,虽然给被害人造成了严重后果,但受害人往往由于伤情构不成轻伤,达不到故意伤害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导致无法追究施暴人的刑事责任。

在刑法修正案()中,不再将虐待罪局限在自诉罪范围,并且针对发生在学校、幼儿园等地的虐童行为规定:“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在梳理案件时,记者发现,在2015111日刑法修正案()生效后,“虐待被看护人罪”出现虐待儿童案件的判决中。20161024日,吉林省四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王某、孙某华、王某皎、宋某琪身为幼儿教师,多次采用针刺、恐吓等手段虐待被看护幼儿,情节恶劣,其行为均已构成虐待被看护人罪。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虐待被看护人罪规定,判决被告人王某、孙某华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判决王某皎、宋某琪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

蔡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刑法修正案()对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的明确规定,突破了家庭成员,将幼儿园、学校老师、保姆等负有监护未成年人职责的人和单位列为虐待行为的犯罪主体。

这一规定也改变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条只有原则性倡议、缺乏具体操作性的尴尬,所以,这是我国儿童权利保护的重大进步。2016年、2017年的不少法院判决,已经适用了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并且对相关责任实施了从业禁止的刑罚,这是法治的进步,也形成了对虐待儿童行为的遏制。

蔡斐还认为,修改后的“虐待罪”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是“情节恶劣”的定罪量刑标准很难量化。情节恶劣是区分罪与非罪的关键因素。情节是否恶劣,可以从虐待次数、持续的时间、虐待手段以及伤害后果等进行综合评价。但这个标准,在法律界和普通家长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比如给孩子喂芥末,这个算不算情节恶劣呢?换言之,可能很多父母认为的恶劣情节,都没法达到定罪的关键。

此外,虽然幼儿教师等群体被纳入犯罪主体,但是幼儿往往难以向外界表达自己遭受被老师虐待的事实,比如这次携程亲子园事件,孩子们都是两岁以下,没法说清楚自己的遭遇。

 

增设单独虐童罪引争议

 

自从虐童事件被广泛关注以来,增设“虐待儿童罪”一直是很多网民和地方人大代表的建议。在他们看来,频发的严重虐童事件在提示立法部门:我国刑法对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低幼未成年人,还存在空白地带。在国外,大多数国家针对严重虐童行为,都明确规定了“虐童罪”;意大利、日本、瑞士等国还规定有“暴行罪”,像实施暴力而没有造成伤害的,日本最高可处两年惩役,意大利和瑞士最高可处6个月徒刑或拘役。

但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三位专家对此都不认同。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表示,应当说,经过刑法修正案()对虐待罪的完善,加上2016年开始实施的反家庭暴力法,整体上看,无论是家庭中,还是学校、幼儿园等教育服务机构,无论是处罚一般的还是严重的虐童行为,目前的法律依据都是充分的,暂时没有必要独立设立虐童罪。

项焱也持此观点,她认为,目前我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和“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罪”的规定对虐待儿童的行为处罚已经足够了。就虐待罪而言,这是一个自诉罪名,有一定的缺陷,“虐待被监护人、被看护人罪”本身就是为了弥补虐待罪的缺陷而颁布的,使单位可以构成虐待罪的犯罪主体,而且,在涉嫌故意伤害和强奸的时候,按相关罪名合并处理。

项焱强调说:“现行的法律规定完全够用而不必增设单独的虐童罪,因为这类犯罪的对象都包括儿童,出于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本身作为公共安全的保障手段,不宜增设新的罪名。我个人非常不赞成动辄以增设罪名的方式来遏制犯罪,就犯罪预防而言,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提高社会公众的认知是一般预防,而行政机关加强监管则是特殊预防的核心手段。”

蔡斐也反对增设虐童罪,他表示,一旦增设“虐待儿童罪”,将会和现有的虐待罪、故意伤害罪、遗弃罪、猥亵儿童罪等罪名存在交叉关系,形成大量法条竞合,浪费了司法资源,也会造成实践中法律适用的混乱。目前,只是这个体系中由于罪名之间衔接不是很完整,所以对虐待儿童行为的规制存在漏洞,这一点可以通过立法的健全完善予以调整。

蔡斐反问道,如果单独就“虐待儿童罪”立法,是不是还要就“虐待老人罪”立法?这就有违罪名高度概括的原则,也不利于法律的严肃性、稳定性。另外,增设“虐待儿童罪”不符合罪名高度概括性原则。根据虐童行为的种类划分,其侵害客体不同,常见的身体虐待客体与刑法中虐待罪、伤害罪客体相同,性虐待侵害客体也被包含在分则罪名中。

 

要在落实法律上下功夫

 

毋庸置疑,我国是世界上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一直以来,我国法律对儿童权利保护是非常重视的,明确禁止虐待儿童。199241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对我国正式生效,并于同年明确提出“儿童优先”原则。但是,法律对儿童的保护在现实中却是有限的。

对此,项焱对记者表示,关于有效保护儿童权利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携程亲子园事件”而言,由于发生地的原因,造成了网络上的快速传播。但是回想整个事件的发生,跟行政机关的监管不到位有极大的关系,如果行政机关在职业准入和禁入方面设置更高的门槛,在教育机构的定期检查中更负责任,虐童事件不会这么频繁也不会这么严重。

张荣丽对法治周末记者表示,应当将治理这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重点工作放在法律落实和儿童保护机制的建设上。她举例说,可以在学校内部建立学生对虐待行为的投诉机制;政府内部建立儿童保护委员会(或者儿童保护部),负责组织协调和解决辖区发生的侵害儿童权益事件;开设全国统一的防止虐童热线电话。

此外,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在社会上扶持和培育专业儿童保护社会工作机构,或者招聘大专院校社会工作、法学、心理学等学科学生进入学校担任驻校社工,把国家在保护儿童方面制定的政策和法律带到学校的日常工作中,确保国家对儿童的保护可以渗透到儿童身边,形成严密的保护网。

总之,需要在厘清虐童现象原因的基础上,针对其中的重点原因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摆脱目前在虐待儿童问题上形成的出现一起、处罚一起,这里刚完、那里又起的状况,要在治本也就是落实法律上下功夫。

如何在落实法律上下功夫,张荣丽建议,国家为防止儿童被虐待,就需要对抚育儿童的家庭以及儿童集中保育教育机构、学校、培训机构等实施特别的监督,例如,安装儿童活动场所的监控系统应成为幼儿园设施中的标配,所有保教人员、教师、培训机构人员均应有符合国家要求的资质,管理人员每日进入班级的巡查机制,校园内部的教师不当行为投诉机制等。只有让虐童者为其违法犯罪行为付出相应代价,尊重和保护儿童才会成为人们的自觉。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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