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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亿资管业务存六大问题
2017-08-29 22:56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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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原题:纠纷出现爆发态势
      百万亿资管业务存六大问题

 

《中国金融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17)》特别强调,2016年的金融投资纠纷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以金融机构为交易参与主体的资管业务纠纷开始出现爆发态势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近期,涉及10亿元理财资金的银行间疑似“飞单”案,正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湖北省高院)审理。案件的原告是兴业银行杭州分行,被告是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咸宁分行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纠纷源于2015年,兴业银行杭州分行通过通道方东吴证券购买了10亿元建行咸宁分行的理财产品。该产品为两年期存款保本型理财产品,年化收益率6.3%。该产品本应于2017421日连本带息兑付。但截至3月底,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仅追回了1.37亿元,剩余资金去向不明。

兴业银行杭州分行一纸诉状将建行咸宁分行和东吴证券一起告上法庭。

通道方东吴证券人士表示在这项业务中,兴业银行杭州分行和建行咸宁分行事先沟通好,然后借助东吴证券做中间通道,来完成这项交易,一般只是银行为了资金出表,才要借助通道。这一业务方式被称为“通道业务”,是券商资管业务的一种。

此案在业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陶修明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2016年,资管业务高歌猛进,资管整个的业务链条比较长,产品套现的情况比较普遍,产品链条长了,机构多了,必然导致交易成本的增加,信用保障减弱,责任划分不清,出现飞单、假章等,这是必然的结果。

823日,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发布的《中国金融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17)》特别强调,2016年的金融投资纠纷出现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以金融机构为交易参与主体的资管业务纠纷开始出现爆发态势。

 

大资管业务纠纷爆发

 

《中国金融争议解决年度观察(2017)(以下简称报告)的撰稿人、北京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创始人陶修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12年下半年开始,证监会、保监会密集出台放松对其分别下辖的证券类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和保险类机构(特别是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业务管制,各项资管新政轮番推出,除银行和信托公司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等相继开展资产管理业务,形成各类金融机构在资管业务领域的混业经营和业务同质化竞争格局。同时,市场上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第三方理财机构,这些机构从代销各类资管产品开始,逐步形成自己的资管产品开发和销售业务,但这些机构不是金融机构,没有其适用的严格监管制度。

陶修明告诉记者,2016年年底,泛资管业务资产规模达到116.8万亿元,20176月底,该业务资产规模总计约119.3万亿元,各类机构开展的资管业务从产品设计、销售市场、信用风险识别和防范等诸多方面存在问题,以致市场风险不断累积,情势日益严峻。

北京仲裁委林志炜秘书长透露,据不完全统计,这两年以来,北京仲裁委受理的案件中金融和投资案件的数量已经超过了总数的50%。而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自20151月成立后的10个月内,已审理约60件金融案件,其中不少是疑难的新类型资产管理案件。

而在资管规模的结构中,包括定向计划、一对一计划内的通道业务无疑是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以券商资管为例,中基协数据显示,在18.10万亿的券商资管中,定向资管规模就达15.44万亿,占比达85.30%8.59万亿的基金子公司规模中,一对一产品规模为7.01万亿,比例亦高达81.60%

陶修明在报告中引用有关通道型资产管理业务纠纷的典型案例说明,涉及资产管理业务中管理人的通常责任边界问题,法律上并没有明确规定。法律上也并没有明确区分通道型资产管理业务和主动型资产管理业务管理人的责任有何不同。

 

资管业务存六大问题

 

报告指出,目前资管业务存在六大问题,即行业文化不够成熟、投资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升、债务产品比例偏高、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法律基础有待统一和市场基础设施有待完善。

陶修明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与国际成熟金融市场的资产管理业务相比,中国的资管行业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虽然市场上不乏创新,但是对很多资产管理机构而言,创新能力仍然有限,业务产品同质化现象普遍;特别是中小型资产管理机构,不重视投资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的培养,自我开发产品能力缺乏,主要精力放在从市场主流机构获取投资机会和分享投资额度上。

“此外,近年来,由于银行、证券、保险等不同类别的资管机构归属不同的监管部门监管,监管政策、监管标准各不相同,以致市场上资管业务的监管套利现象广泛存在,交易链条拉长、参与机构增多、交易成本增加、风险隐患增多、投资者权益受损、市场功能不能有效发挥、业务纠纷多发。”陶修明表示。

报告特别指出,目前各大类资管产品的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并不相同,有的依据国家法律,如《信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相应的业务法律关系为信托法律关系;有的依据资管机构所在行业监管部门规章,法律关系为委托代理合同关系;还有的产品仅仅依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法律基础、法律关系均不清晰。

纠纷处理需确定恰当的裁判目标

报告指出,资管产品时常是复合的结构性投融资产品,涉及多个交易方、多类交易主体性质(可能是公司、合伙企业、产品计划、协议安排及其组合),多种合同法律关系(投资、借贷、受托管理、托管、担保增信、优先劣后安排等)。结构性资管业务纠纷,相比于其他交易纠纷,更显复杂,涉及的法律问题更多。

陶修明表示,为了妥善处理资管纠纷案件,一方面应当确定恰当的裁判目标,保证公平性、专业性、裁判结果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应当着重注意实现恰当裁判目标的维度,正确定性交易、准确定量分析、充分考虑合规因素、把握纠纷主体在涉案交易中的角色定位。

面对新形势下金融纠纷的裁判处理,陶修明提出:第一,坚持以合法性为判断依据,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才能被认定为无效;第二,定量问题上应当做到尽可能地准确,并准确理解法律规定,坚持公平公正的理念;第三,价值取向上,应当坚持诚实信用原则,金融机构应更加重视管理人的尽职,而裁判机构应更加重视投资者的保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刘保玉教授则表示,在投资类纠纷案件呈爆发式增长的趋势下,仲裁机构应该关注类案处理规则一致性的研究。


责任编辑:高恒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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