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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将迎隐私条款“考核”大关
2017-08-08 21:50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李含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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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隐私条款是网络运营者对其所开展的收集、存储、使用等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公开声明,既是企业对用户的法律承诺,也是对网络运营者开展执法和社会监督的重要依据

 

法治周末记者 李含

刷微博、聊微信,在淘宝、京东上购物,已经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当你在使用这些网络服务与产品的时候,是否关注过,它们都有着怎样的隐私条款?

对于大多数用户来说,“隐私条款”也许是一个并不熟悉的词汇;但对于互联网企业来说,“隐私条款”却又是其所提供的服务、产品中用户协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我国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围绕着国内网络服务与产品“隐私条款”而进行的网络隐私保护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

7月底,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国家标准委等四部门联合召开“个人信息保护提升行动”启动暨专家工作组成立会议,启动隐私条款专项工作,首批将对微信、淘宝等十款网络产品和服务的隐私条款进行评审。

在专家看来,无论对互联网企业还是用户而言,隐私条款的合理设置,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四部门联合开展网络产品与服务隐私条款评审,对于我国互联网产业具有重要的示范和警示意义。

 

隐私条款的完备性是吸引用户信任重要指标

 

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到,此次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启动的隐私条款专项工作,将分批选取重点网络产品和服务,对其隐私条款进行分析梳理,通过评审和宣传形成社会示范效应,带动行业整体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提升。

中央网信办披露的信息显示,此次评审的具体工作,包括参与评审的单位自查整改、专家工作组集中封闭评审等;9月中下旬,将对相关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并向社会公布评审结果;首批评审的十款网络产品和服务为微信、新浪微博、淘宝、京东商城、支付宝、高德地图、百度地图、滴滴、航旅纵横、携程网。

而此次评审的重点内容,包括明确告知收集的个人信息以及收集方式;明确告知使用个人信息的规则,例如形成用户画像及画像的目的,是否用于推送商业广告等;明确告知用户访问、删除、更正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实现方式、限制条件等。

“隐私条款是网络运营者对其所开展的收集、存储、使用等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公开声明,既是企业对用户的法律承诺,也是对网络运营者开展执法和社会监督的重要依据。”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齐爱民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隐私条款对于规范企业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具有重要的约束力,无论是对于企业而言,还是对于用户而言,都承担着十分重要的功能。

“互联网企业设置隐私条款,首先是合规运营的需要。”齐爱民表示,“除此之外,隐私条款还具有一定的宣传功能,拥有完善隐私条款的大型互联网企业,由于在用户信息处理合法性和安全性上的优点,更能够赢得广大用户的青睐。这就意味着,隐私条款的完备性将成为企业吸引用户信任的一项重要参考指标。”

另一方面,齐爱民强调,互联网企业的隐私条款中往往会涉及用户对个人信息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如访问权、修改权、删除权等,明确了用户对其个人信息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其次,隐私条款还是用户寻求法律救济的重要依据,在企业违反法律规定或隐私条款约定而收集、处理或使用个人信息时,用户可以据此获得法律救济。

“在网络服务市场中,以用户为中心是一项黄金法则,随着近年来网络安全事件的增多,人们对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企业隐私条款开始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齐爱民说,“虽然有学者认为隐私条款太过冗长,条款晦涩难懂,但不可否认的是,隐私条款无论对互联网企业还是用户而言,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度敏感数据要在显著位置提示

 

近段时间,围绕着用户数据和隐私的问题,互联网行业发生了多起令人关注的事件:微博与脉脉因用户数据调用问题对簿公堂,让人们将个人数据保护的目光,聚焦到了第三方服务上;支付宝花呗收集用户信息范围引发部分用户恐慌,让很多用户第一次关注自己究竟被互联网企业收集了哪些信息;顺丰和菜鸟物流因数据对接不畅而相互“拉黑”一事,表明企业间在数据共享的问题上,依然存在相互冲突之处;腾讯、华为关于用户数据归属之争,也让很多人思考,沉淀在各项网络服务与产品中的用户数据,究竟归谁所有、谁有权进行支配。

齐爱民表示,上述这些事件的发生,一方面与互联网公司隐私保护政策不完善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我国在数据立法上的滞后。

“从我国隐私条款的现状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企业对隐私条款的重视程度不够、注重形式而非实质上的同意、用户控制力保护不足等。”齐爱民说,“此外,我国目前的隐私保护法律制度尚未健全,在数据权属、数据利用、个人信息权利体系构建以及隐私保护的具体化方面还存在诸多空白之处。”

齐爱民表示,这些现象的存在,迫切需要从制度上要求互联网企业设立相关隐私条款,尽到充分的提醒义务,以实现数据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平衡。

“未来,企业在制定隐私条款时,应当从透明度、控制力、安全性、显著性等角度入手,对于用户个人信息的各个环节,如收集、处理、使用、存储、共享、跨境传输等,规定各个阶段的权利义务;对于特殊类型的个人信息,如医疗、基因、指纹等高度敏感数据要进行专门规定并在显著位置予以提示;对于特殊群体,如未成年人,还应当设置专门的保护条款,明确未成年人的身份识别以及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条款。”齐爱民指出。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主任张平则认为,对于当前在互联网行业中发生的一系列数据和隐私保护问题,通过隐私条款的设置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只是第一步,还应当发挥公权力机关的作用,由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对网络服务与产品的隐私条款设置、履行情况等进行监督,主动查处违约、违法行为。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春泉也表示,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在隐私条款的设置上流于形式,“做得好没好处,做得差也没坏处,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和惩罚机制,对于不同的网络服务与产品之间建立差异化的隐私条款标准,才能解决当前互联网企业在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上存在的种种问题”。

 

评审有利于推动网安法具体实施

 

事实上,在此次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开展隐私条款评审工作前,我国一些民间机构就已经针对国内互联网企业的隐私条款,开展过相关的测评工作。

2014315日,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发布了我国互联网领域首部由独立第三方学术机构倡议的个人信息保护测评行业标准——《互联网企业个人信息保护测评标准》,并对国内外20家互联网企业的隐私条款进行测评,发现多数企业可以做到用户知情同意,但是在个人主动控制信息安全方面基本是空白,还有很多不够完善的地方。

今年531日,南方都市报社与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关于1000家常用网站、App的用户信息保护政策透明度排名报告显示,1000个平台中无一能达到隐私政策透明度高的标准,透明度较高的仅有84个平台,占测评总数的8.4%;而透明度较低和透明度低的平台个数相加则多达806个,超过总数的80%

张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通过民间机构已经开展的互联网企业隐私条款测评工作,可以体会到,从现在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商业模式趋势来看,很多网络服务与产品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很难达到理想的个人信息保护状态,而相应的隐私条款设置,也会存在与现实情况相互冲突之处。

“比如个人信息在收集过程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大部分互联网企业在其隐私条款中都会进行规定,但具体到一些特定的产品或服务中,就很难实现。比如二维码的扫描,我们不可能在扫描之前去通知用户、或者要求用户点击同意才去扫描;又如一些网络摄像头的信息采集,也不可能事先告知用户并取得用户同意。”张平表示,“而随着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很多数据无法实现从网上被彻底删除、去识别化、限制跨境流动等情况,这也给当前的网络数据保护工作带来了挑战,即如何让现实的技术与商业模式,来符合法律的规定与要求,在产业发展与法律规范之间寻求平衡。”

张平指出,当下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开展的隐私条款评审工作,对于协调商业实践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平衡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国家相关部门通过这样的评审工作,能够更好地了解当前互联网领域主流产品与服务在隐私条款设置、数据保护等工作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进而为网络安全法的有效实施和推进奠定基础,制定更加细致、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南,让互联网企业能够在当前较为严峻的网络安全形势下,明确应当尽到的合理义务,而不是无所适从。”

刘春泉认为,此次四部门联合开展网络产品与服务隐私条款评审,除了在国内十款网络产品与服务的隐私条款之间进行比较、评审外,还应当关注国际形势,借鉴国外大型互联网企业在隐私条款设置上的先进经验。


责任编辑:姜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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