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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离不开法律保障

2020-10-15 09:57:00 来源:法治日报·法治周末


法治周末记者 万文竹

目前,中医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为了对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提出法学领域的真知灼见,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与法律研讨会于929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欣阳主持。浙江工业大学文化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东坡、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陈丽云等13名业内专家参加了会议。

完善中医药立法当列入“十四五”规划

陈丽云在致辞中表示,中医药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中医药立法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只有通过立法,才能确保中医执业者符合专业标准,保障公众安全利益,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地民众对中医的认可程度,进而让中医纳入各国各地区主流社会的医疗保健制度。

而如何促使中医药在法治的轨道上,守正创新、造福于民、全球共享,是我们共同面临的课题。为切实推动这一精细领域的学术共同体的巩固和拓展,大会主要聚焦两个议题。

一是,以中医药种植乃至全链条的法律规制如何得以实现,是修改药品管理法,还是另觅他途?

对此,石东坡教授认为,中医药立法的体系化完善应当列入国家“十四五”立法规划当中,应当侧重健全中医药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未来需要缩短中医药法律修改周期,增强中医药法的回应度和时效性。在对中医药法予以充实上,第一,应及时实现行政法规层面的更新,目前,国务院尚未有新的实施中医药法的行政法规;第二,我国少数民族医药保护与传承的立法应有跟进;第三,使中医药资源品种、产业化制备、诊所、医师、医疗服务行为、中医药监管、中医药特别知识产权保护等的法规制度及其与医药卫生执法监管之间的衔接机制得以完善。

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研究中心张博源主任建议修订《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将中药生产企业的主体责任向中药材生产基地延伸,建立生产基地加药企的责任模式,纳入药品管理法的管理范畴,建立多部门协同监管机制。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秦倩副教授认为,药品管理法在调整对象和范围上已经将中药材种植、采集和饲养事宜另行处置,企业和监管主体的义务与责任是不可混淆的,并在不同观点之间形成了有益的争鸣。

中医药“走出去”需法律保障

二是,“一带一路”国际化中的中医药走出去,如何得以法律保障?

宋欣阳认为,中医药海外发展的国内法律保障和海外法律研究二者均非常重要,海外传统医药法律的经验和案例可为国内提供启示。国内围绕中医药法正逐步构建的法律保障和监管体系,未来也将为其他国家的传统医药发展和保护立法提供有益参考,形成一种相互促进、不断完善的良性互动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于佳佳认为,中医药海外发展不仅要走医药路线,而且宜考虑积极发展中医药保健品路线。首先,药食同源在我国的历史悠久,有深厚的发展根基;其次,相比医药,保健品属于食品范畴,国内法规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易于国产中医药保健品在海外的推广;最后,国产中医药保健品的推广,可以提升国外民众对中国传统医药、医理的认知度,间接促进中医药的海外发展。

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研室主任韩秀丽教授提出,需要从国际层面考虑现有的相关法律框架,以了解中医药“走出去”有哪些法律保障。例如,《中国—韩国FTA》中就包括药品领域合作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基于此,缔约双方可以继续进一步构建相关的法律保障。需要强调的是,中医药“走出去”代表着中医药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国际化,因此,也需要全方位地构建相关的国际法治。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监督所周益众博士则提出,在深化各国政府多边和双边合作的基础上,实现中医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资质在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互认,与沿线国家有关部门对具备中医药服务专业资质的人员共同核发《中医药服务海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执业许可证》,并鼓励和支持持有上述执业许可的专业技术人员在海外中医医院、连锁诊所和中医养生保健机构执业等可行举措。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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