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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怎么防止下一起“伤医”事件——对话遇袭医生陶勇

2020-05-28 09:16:00 来源:法制日报·法治周末

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

 

法治周末记者 戴蕾蕾 林楠特

520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第二次复诊。

而在这前一周的513日,被砍伤114天后,陶勇首次恢复出诊。

出诊当天,陶勇坦言内心平静又感动。他说:“来找我看病的病人,不是拎着水果,就是带着鲜花。”

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已经“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黑暗和沮丧的两个月”。

可以理解凶手

但无法宽恕

120日,陶勇正常出诊时,被一名自己治疗过的患者砍伤,致左手前臂、手掌的神经、肌肉、血管断裂。

受伤前,陶勇已经完成了1.5万多个眼科手术,最多的时候一天做过86个,55分钟一个。他的专业是复杂的眼底病和葡萄膜炎,很多眼科医生觉得棘手或不愿治疗的病人,都会转到他手上。即便如此,他几乎不限号,有时会为病人垫付医药费,甚至退还挂号费。

得知行凶者的真实身份后,陶勇的第一反应是“有些惊讶”。虽然他可以理解凶手,但无法宽恕。陶勇觉得:“这不只是我个人的事。”

“如果给大家造成随便打骂医生也没关系的印象,那么,医疗环境将会崩塌。”陶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就在陶勇恢复出诊前的两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8个各地法院2019年以来审结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含两个死刑案例,包括社会高度关注的北京民航总医院杀医案和甘肃兰州杀医案。

据最高人民法院介绍,人民法院高度重视依法惩处涉医违法犯罪,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坚持对涉医犯罪依法从严惩处、及时审判。

医护人员是人民健康的守护者,而从如何把对他们的关怀落到实处,再到中国公共卫生系统如何升级,成为医院、政府到社会公众三方面临的共同考验。

保护医生

从设立安检开始

作为一名受害者,陶勇认为自己被砍伤这件事,不是普通的医闹事件,而是恶性伤医事件。

“对于一般的医闹者,我认为应该在社会信用评价体系中,像档案一样给他进行记录,这样他们就不敢轻易逾越规则。但是,在恶性伤医事件上,我认为长期的解决,要靠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尤其是对一些特殊群体的倾斜照顾,让他们不至于因为绝望而走上犯罪之路。”陶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在陶勇看来,患者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个长期过程,而保护医生,短期来看,只有靠安检,就是升级医院的安保措施。

120日,在陶勇出事后的抢救现场,陶勇父亲向在场的领导说:“我没别的要求,我也不能决定你们怎么严惩凶手……我就要求朝阳医院要设立安检,医院应该设立安检。”

陶勇出事后,眼科领域的知识服务机构明医智平台曾就“如何保护医务人员”议题进行调研。当时的调研共收集到七大类建议,代表了医疗业内的呼声,建议的第一条就是“仿效地铁站或海关,在医院设立安检措施”。

事实上,在杨文事件、陶勇事件发生前,备受公众关注的多起暴力伤医案,就已经促使医疗业内及公众再次提出了加强医院安检措施的诉求。

20191228日,正式出台的我国首部医疗卫生领域基本法——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明确规定,医疗卫生机构执业场所是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场所。

“立法明确医院属公共场所,意义重大。医院的内部安全上升为社会的公共安全,这样执法司法机关介入在医院发生的纠纷就有了更为充足的法律依据,治理医闹医暴等违法犯罪行为将更为明确,对医护人员的安全保护也会更为有力。”中国法学会警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李晶说。

在近日审议的《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草案)》中,医疗机构增加安检设置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520日,陶勇在《连麦两会》的对话中,再次呼吁给医院落地安检制度,“预测伤医事件是很难的,而解决这一事件目前切实可行的一个方式是落地安检,不让行凶者有将凶器带到医院诊室的机会。”他说。

分级诊疗

矛盾缓解的“前提”

陶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在康复的这段日子里,除了在克服身体上的种种不适之外,也一直在思考医患关系和医疗未来这些问题。

“除了司法界的讨论,可能在更高层面也得讨论一下,到底医疗的未来要何去何从?”陶勇说。

中国公立医院就医服务的现状是,扎堆的患者、拥挤的大医院,就医服务整体质量不均衡。

陶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自己出门诊一下午六七十个人,基本上一直会有人来插队,说“火车票买好了,从早上等到现在等了很久了,怎么还没等到”。

“如果病人都在三级医院,那么,三级医院有限的医疗资源是很难提供这么多的诊疗服务的。医生自然就会出现时间不足、耐心程度不够、服务态度不佳这种状态。如果患者能在基层医院时就能获得足够的病情科普,了解到治疗方法和预后结果,或许能减少过激行为。”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岳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分级诊疗制度,是中国医改五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之首。

2019年召开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要加快建立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护人员培养,提升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

“加速分级诊疗,促进民营医院发展,促进医生多点执业,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陶勇对法治周末记者说,“国家在这方面也确实投入了很多,但是不是可以再加速一下?”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卫生法学会常务副会长王晨光对法治周末记者称:“从整体结构上看,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还是徘徊曲折,没有抓住和解决关键症结,对策也仍处于探索中,迫切需要从制度上好好设计加以解决。”

患者教育

减少矛盾的“源头”

陶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后他了解到,伤害他的这名患者是北京怀柔的一个农民,没有家属。

“他之前是先天性3000度的高度近视,一个眼睛视网膜脱离,中间折腾了3次手术,到我这里的时候几乎是没有希望的眼睛。我给他保住了一点视力,但是他可能也是期望值太高,觉得自己折腾了一年,怎么还不能完全恢复正常,他认为花了钱,达不到要求,就是你害了我。”陶勇说。

事实上,近几年来发生的医患纠纷,也多是因为患者与医生在治疗预期上不一致、对于诊治方案及预后结果不满。

“医患关系的和谐,不能靠医生说要保护医生,患者则强调自己的利益。如果各自站在自身立场上去强调,这个问题是无解的。只有学会换位思考,才有可能变好。我们一方面是强调法治,另一方面是呼唤理解。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如果不会换位思考的话,只会抱怨、埋怨和推卸,问题会越来越多。”陶勇说。

多位医疗界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表示,患者教育,是减少伤医的源头所在。

大众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在进入诊治之前,对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和教育,对于一线医护人员的服务效率很有帮助。

“但医护人员的本职工作十分饱和,就很难再去做患者教育这种辅助性、外围性的服务工作,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患者对所获的医疗服务产生不满。”浙江某三甲医院医生分析说。

王晨光认为,从患者角度,要普及科学知识。“目前,我们从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小闹小得、大闹大得的医闹现象,但是,从法律层面上对于医学研究和医疗服务行为本身的特性,还没有充分的认识,那种医生就应包治百病的错误观念还未得到根本扭转。所以,公众尤其是患者要有基本的医学常识,医生也要确立和提升职业道德,双方都要认清共同的敌人——疾病,相互信任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和维护健康。”王晨光说。

王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从医院来说,要建立临床心理医生配比的标准,建立临床心理医生的查房制。“有很多伤医事件的当事人,在早期都已经暴露出心理问题,如果有心理干预的话,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就不至于酿成悲剧。”

北京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方认为,和谐医患关系不仅是医患双方的事情,更需要社会诸多力量积极参与。要切实提高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让更多优秀的人才愿意献身医学事业,从而为健康中国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责编: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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